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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获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本土抗癌药

今年1月,一条喜讯在医药人的朋友圈刷屏:美国FDA宣布,授予百济神州BTK抑制剂zanubrutinib突破性疗法认定,用于治疗经治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(MCL)患者。这是中国本土研发的抗癌疗法首次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,堪称“零的突破”。

首获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本土抗癌药

60年前的意外发现

1952年,一名8岁的男孩被送到了儿科医生欧格登·布鲁顿(Ogden Bruton)这里。这名年轻的病人体内反复被肺炎球菌所感染,出现了严重的败血症。这种罕见的症状表明,患者的免疫力有着极大的缺陷。而后续的分析也证实了布鲁顿医生的判断——生化分析结果表明,患者的血清里先天缺乏一类丙种免疫球蛋白。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这种疾病进行记录。

在确定这种疾病的存在后,人们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病例,并开始使用体外输注免疫球蛋白,来对这些患者进行治疗。从结果上看,这种疗法非常有效,并能有效预防患者的感染。但限于当时的科学进展,医生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罕见疾病的发生。

1953年,随着DNA双螺旋结构得到揭示,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。也正是由于这些进展,科学家们才有机会理解该疾病背后的原因。在DNA双螺旋结构提出的40年后,两个实验室宣布,分离出了导致这种免疫缺陷的基因,它编码的是一类酪氨酸激酶。为了纪念这种疾病的最初记录者,科学界将其命名为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(Bruton's tyrosine kinase),缩写是BTK。

这是人们发现的首个能导致原发性免疫缺陷的酪氨酸激酶。但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,几年后,它竟然成为了治疗血液癌症的关键。

从免疫疾病到血液癌症

后续的研究发现,BTK对于B淋巴细胞的发育和生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当BTK基因由于突变而失活时,骨髓里的B细胞就无法发育成熟。这正是布鲁顿医生所接手的患者体内缺乏免疫球蛋白的原因。

然而,这还不是BTK的全部功能。在分子层面,BTK是B细胞受体(BCR)信号通路的关键组成部分。当BTK失去作用时,细胞会出现异常。而倘若它过度活跃,同样会带来病变。在许多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中,BCR信号通路经常处于异常激活的状态,而这往往意味着BTK的激活。科学家们也证实,在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癌细胞里,BTK蛋白的水平有所增加。针对BTK这个靶点开发抑制剂来治疗癌症,也成为了许多新药研发人员所工作的重点。

而说到BTK抑制剂,就不得不提Imbruvica(ibrutinib)这款重磅药物。这款新药的诞生故事可谓一波三折:它最初来自知名科学家Craig Venter博士创立的Celera Genomics,源自潘峥婴博士与团队的研发。后来,在杨森制药与Pharmacyclics的合作下,这款新药得到了美国FDA的突破性疗法认定,以及最终的上市批准。自2013年首次获批以来,Imbruvica也已经获得了10个批准,治疗套细胞淋巴瘤、慢性骨髓性白血病、以及华氏巨球蛋白血症等疾病。 关于Imbruvica的研发故事,我们先前已有专文介绍,这里不再详述。

百济神州的研发策略

本次获得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zanubrutinib,同样是一款BTK抑制剂。有趣的是,BTK最初并非是百济神州的首选靶点。

2010年,在百济神州成立之初,一切都还刚刚起步。当时,许多新锐公司建立于特定的生物技术平台之上,利用这些平台技术开发新型产品。而百济神州在这一方面,则显得更为“传统”。秉持“在中国做创新药”的理念,百济神州的初创团队在最初选择了务实与前瞻并举的研发策略——短期之内,先做一些成药可能性高、周期短的项目,解决生存问题;长期来看,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新药,做到真正创新。

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做“me-too”或“me-better”。百济神州向我们透露,当时对靶点的选择有两大原则。首先,这个靶点在概念验证(proof of concept)上,已经有了明确的数据支持,但市场上不一定已经有了药物;其次,科学家们要对靶点及化合物有充分了解,知道哪些方面可以做出差异化,具备做出“best-in-class”的潜质。

基于这两大原则,百济神州快速启动了多个项目,并很快收获了积极的成果。其中,一款叫做BGB-283(lifirafenib)的RAF抑制剂能够创新地抑制RAF单聚体和双聚体,另一款名为BGB-290(pamiparib)的小分子也能够有效抑制PARP1与PARP2。这两款创新分子的开发,为当时尚处于襁褓中的百济神州带来了关键的合作资金。这也让研发人员能够站稳脚步,将目光投向下一个靶点。

而他们的选择,就是BTK。

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

之所以选择BTK,也是经过了研究人员们的深思熟虑。首先,这是一个明确可行的靶点,在2期临床中得到了概念验证。其次,ibrutinib当时尚未获批,患者存在未竟的医疗需求。

但百济神州的管理团队并不想简单重复ibrutinib的成功。相反,他们立下的题目是如何优化BTK抑制剂的研发——每个成药的化合物都有其优势与弱点。对于现有的BTK抑制剂,选择性与吸收性是两个有待提高的环节:选择性越高,潜在副作用就越小;吸收性越好,达到同样靶点抑制率所需的剂量就越低,进一步减少毒性,从而增大治疗窗口。

带着这两大目标,2012年7月,BTK抑制剂的开发正式立项。而百济神州化学与生物部门紧密合作下所应用的一类新型测试,极大地推进了这款新药的研发进程。在通常的新药研发中,我们会先把癌症接种在小鼠身上,再喂给小鼠不同的化合物,观察肿瘤是否能得到抑制,乃至消失。这个过程从实验动物的准备,到肿瘤的生长与测量,至少也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。

百济神州的科学家们使用了一种更快的方法。由于BTK抑制剂需要和靶点共价结合,研究人员们决定使用抗体技术,直接分析有多少靶点尚未被化合物所占领。通常耗时几个月的工作,可以缩短到天——给小鼠喂食化合物后,等待4-8个小时,就可以抽血进行靶点占有率的检测。

在新型测试的协助下,研究人员们快速缩小了筛选的范围。从最初合成的500多个化合物,到进入药效动力学(PD)实验的10多个化合物,再到药效试验确定的5-6个化合物,再到基于成药性、剂型、以及物理性质等特性选定的最终候选分子,百济神州只花了5个月的时间。

这款分子被命名为BGB-3111。这个代号表示它是百济神州成立之后,做出的第3111个化合物。

在确定了晶型与合成放大途径之后,2013年4月,百济神州递交了专利申请。这是一项从中国专利局出发的全球专利,也让BGB-3111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中国本土抗癌药。

突破性疗法的诞生

BGB-3111的成功筛选,只是一个开端。接下来,它要面对的是最为关键的考验——临床试验。据估计,一款新药在临床试验中的失败概率,可能高达90%。

而在临床试验的推进上,百济神州没有任何犹豫。递交专利之后,百济神州迅速完成了制剂研发方面的工作。2014年5月,百济神州首先在澳大利亚递交了临床试验的申请。当年7月,第一批临床批次的BGB-3111胶囊生产问世,而患者的招募工作也恰好在同一时段完成。2014年8月,BGB-3111在澳大利亚完成了首名患者的给药。

此时,距离百济神州对BTK抑制剂的立项,仅过去了2年零1个月。

2016年,百济神州得到WHO确认,将BGB-3111正式命名为“zanubrutinib”。 2016年7月,zanubrutinib在中国进入临床,2017年1月,全球3期注册性临床试验启动。如今,它在全球的临床试验中,已经治疗超过了1300名患者,治疗的疾病范围包括华氏巨球蛋白血症(Waldenström macroglobulinemia,3期临床试验)、初治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/小淋巴细胞淋巴瘤(CLL/SLL,3期临床试验)、复发/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(2期临床试验)、以及套细胞淋巴瘤(2期临床试验)。

2018年12月,百济神州在美国血液病学会(ASH)年会上公布了zanubrutinib治疗套细胞淋巴瘤的2期临床试验结果。在85名可评估的患者中,由独立评审委员会确认,有84%的患者得到了客观缓解(ORR),而完全缓解率(CR)达到了59%。在副作用方面,最常见的是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、上呼吸道感染、以及皮疹。研究人员们没有观察到房颤或肿瘤溶解综合征等BTK抑制剂的常见潜在隐患,再次证明了新一代BTK抑制剂有着更好的安全性。

基于zanubrutinib在套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试验中展现出的积极结果,美国FDA已授予其突破性疗法认定,以期加快它的开发与审评。百济神州计划于2019年下半年或2020年初向FDA提交新药上市申请。

在中国,zanubrutinib距离患者则更近了一步。去年8月和10月,其治疗套细胞淋巴瘤和慢性淋巴性白血病/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新药上市申请先后获得NMPA受理。如今,这两项适应症的申请都已经被纳入优先审评品种,有望加快在中国上市的步伐。

后记

一款药物的研发背后,是一整个团队的努力。百济神州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家创新生物技术的公司的优势,以极高的效率进行了决策沟通,快速推进着项目的前进。Zanubrutinib从立项到首例患者给药仅花了2年出头的时间,也充分证明了这支研发团队的专业与高效。

这是属于中国医药人的荣光。

我们期待这款创新疗法能够顺利获批上市,造福患者。我们也期待百济神州能在未来再获突破,从中国真正走出去,满足全球病患的未竟医疗需求,真正实现“百创新药,济世惠民”。

特别感谢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,化学首席研发总监王志伟博士为本文提供相关资料,并提供修改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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